当“减重”被频频谈论，人们往往先想到饮食控制、运动打卡，或将体重问题归因于“管不住嘴、迈不开腿”。但肥胖其实是一种具有社会心理属性的慢性代谢性疾病，既与个体差异、遗传和生物学机制相关，也深受社会环境与文化观念影响。

在肥胖大会（COC 2026）上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纪立农教授围绕“肥胖症防治中的挑战和应对策略”展开报告，强调有效防治肥胖，既需要生活方式干预和适宜的治疗手段，也需要尊重、共情的医患沟通与持续的慢病管理支持。

一、社会因素：不只是背景，更是应改变的变量

肥胖症：一种慢性、反复、渐进的疾病

世界肥胖联盟、欧洲肥胖研究协会（EASO）、加拿大肥胖协会等多家国际学术组织和机构已将肥胖视为一种慢性、反复、渐进的疾病。其核心特征是脂肪过多并威胁或影响健康，且与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癌症等多类非传染性疾病密切相关。

英国皇家医师学院提出，“肥胖不是由于个人欲望引起的生活方式选择导致的，而是由于个体差异、遗传和社会等因素引起的疾病。”若将肥胖简单归因于“贪吃”“懒惰”或“缺乏自制力”，既忽略了其复杂的生物学基础，也容易滋生患者的耻辱感，进而回避评估、就医与长期治疗。由此，肥胖的防控需要社会、医疗机构的共同发力：一方面，改善导致与肥胖相关行为的社会环境，进而改善行为；另一方面，从生物学策略，治疗肥胖相关疾病（图1）。

图1. 肥胖症防控策略与场所

社会环境：肥胖污名滋生的背景

社会因素对肥胖管理的影响，体现在对体型的定义和评价中。人们对“纤瘦”的偏好并非天然存在，而是由历史、文化和商业因素共同建构，并被不断赋予健康、自律与成功等积极价值。媒体、广告和社交媒体持续强化单一审美标准，使审美偏好逐渐演变为社会期待和个体压力。

当体型标准被道德化，不符合标准的人便容易被贴上“懒惰”、“贪吃”、“缺乏自制力”等标签。由审美压力到负面标签，再到教育、就业与社交中的不公平体验，肥胖污名形成了从社会偏见到个体心理负担的链条。自我否定、羞耻感和防御心理会进一步削弱主动就医与长期随访意愿，也使体重反弹后的挫败感被放大。

因此，社会环境并非肥胖防治的外围议题，而是影响疾病认知、就医行为、治疗持续性和长期结局的重要变量。

二、从“减下来”到“维持住”：不同干预都需要长期管理

生活方式干预有效，却易“务虚”

生活方式干预始终是体重管理的基础，但不能被用来衡量患者是否“足够努力”。一项纳入8项生活方式管理减重研究的系统回顾显示：在干预期间达到体重减轻5%以上、随访超过3年的成人肥胖患者中，单纯生活方式管理的平均体重降幅为7.4%；干预结束后约4.1年，体重恢复至基线水平。

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生活方式干预失去价值，而是提示体重维持面临真实的生物学与环境挑战。减重后食欲和能量代谢的适应性变化，叠加社会环境对饮食、运动和日常行为的持续影响，使“维持住”比“减下来”更需要长期、个体化的支持。

手术疗效立竿见影，却太“沉重”

减重手术能在短期内带来显著的体重下降与代谢指标改善。然而，这种快速见效的治疗方式并不等同于一劳永逸。一项纳入868名受试者、术后随访5年的研究，系统评估了Roux-en-Y胃旁路术和袖状胃切除术后的体重反弹及其与临床结局的关系。结果提示，术后体重反弹也很常见，且反弹的程度与代谢性疾病的复发风险存在关联。手术改变了胃肠道的解剖结构，也深刻挑战着患者的心理与生活秩序。

药物治疗备受青睐，却藏“隐忧”

减重药物的迅速发展，为体重管理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治疗选择。以司美格鲁肽、替尔泊肽为代表的新一代药物，在减重疗效与安全性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。平均约15%的体重降幅，以及明确的心血管获益，不仅增强了临床信心，也推动人们重新审视肥胖的疾病属性与规范诊疗价值。

但治疗选择增多的同时，也暗藏隐患：部分患者期待快速减重，对规范疗程与停药后的复发风险认识不足，擅自停药会影响治疗的持续性。接受药物减重的患者还可能面临新的污名，药物减重常被视作“投机取巧”或“欺骗”，这会令接受治疗者产生负罪感与自责感，还会加重他们对长期治疗的顾虑与焦虑。此外，药物不良反应、耐受性、治疗费用与可及性问题，也可能成为长期治疗的现实限制。

无论采用何种干预路径，体重下降都不是管理终点；预防反弹、控制风险、支持长期维持，才是贯穿生活方式、药物与手术治疗的共同目标。

三、从外在驱动到健康获益：建立有支持的慢病管理体系

动机重塑：超越审美与污名，回归健康本质

肥胖既是代谢性疾病，又具有鲜明的社会心理属性。这也使患者进入管理的动机，往往并不完全来自健康风险。审美需求与污名驱动是两类常见的外在动机。前者源于对“更好看”体型的追求，能够促使部分人开始减重，却可能使目标偏离医学标准，并诱发极端节食或暴食；后者源于对歧视、负面评价和羞辱的恐惧，短期驱动力较强，但往往伴随自我否定、羞耻感与防御心理，长期可持续性更弱，复发风险更高。

审美或污名可以成为进入体重管理的起点，却不是支撑长期管理的理想动力。管理的关键不在于否定患者的初始诉求，而在于帮助其逐步将目标转向自身健康、风险降低与生活质量改善。

范式借鉴：引入慢病管理，构建肥胖专属沟通路径

肥胖症防治面临的“六大挑战”——疾病认知不足、生活方式难以纠正、污名化阻碍管理、药物认知不足、药物耐受性与可及性限制，以及医患沟通和连续性慢病支持体系不完善——这些挑战相互关联，共同构成了管理难题。糖尿病管理为肥胖管理提供了重要参照；在肥胖慢病管理模式中，除了社会因素、自我管理和医疗支持外，还特别强调了去污名化（图2）。

图2. 肥胖慢病管理模式

但肥胖沟通不能简单复制糖尿病模式。糖尿病的风险沟通可以较多依托客观数值；肥胖同时叠加体型可见性和社会标签，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困扰、自尊防御与目标预期偏差。体重未下降或发生反弹时，羞耻感可能导致患者逃避复诊。因而，肥胖管理不能采用说教模式，而是需要共情、动机性访谈与持续心理支持（图3）。

图3. 糖尿病vs. 肥胖：医患沟通核心差异对比

以患者为中心的支持体系，应从建立安全、非评判性的关系开始。临床沟通可围绕“建立关系—客观评估—风险告知—探询动机—共同制定目标—支持与鼓励—随访安排”逐步展开。它所回应的，不只是“如何减重”，更是“为何管理、如何持续、如何面对反复”。教育工具正将慢病管理落到具体场景：通过肥胖成因与危害教育、并发症地图、生活方式自我管理材料、药物认知工具、反肥胖歧视标准话术、医患沟通手册和医患共用表等，帮助患者理解疾病、识别风险、制定目标并将管理落实到日常生活；同时帮助医务人员提升风险沟通、动机支持和诊疗协作能力。

肥胖防治的难点，从来不只是如何降低体重，更在于如何让管理经得起生物学反应、社会环境、审美压力与现实生活的长期考验。以疾病认知替代道德评判，以综合干预替代单一答案，以共情和支持替代说教。当社会因素被看见、治疗选择被尊重、长期支持真正到位，体重管理才能从短期“变瘦”，走向以健康、风险控制和生活质量为中心的长期获益。